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授衔名单公布后，原第四野战军46军政委李中权获空军少将军衔。
他的老战友们对这个结果感到意外。1947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组建，李中权出任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8年11月至12月间，第九纵队改编为第46军，他升任军政委。
与他同时期的纵队政委梁必业、邱会作等人，在1955年均获授中将军衔。连当年第46军的副军长杨梅生，也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一位1947年便担任正军级主官的老牌政工将领，为什么只授了少将？答案指向1952年全军评级时的一项处分——李中权被定为副军级，而他的同期战友们大多已跨入准兵团级的行列。举报他的人，正是第46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
1932年，17岁的李中权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的父母及五个兄弟、两个妹妹共九口人，受革命形势影响，全部加入红军。大哥李中泮带领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二哥李中池和四弟李中柏为红军筹粮带路，五妹李中珍带着妇女队抢救伤员。长征开始后，这个家庭遭受了巨大牺牲。
1934年，父亲李惠荣在通江肖口梁为掩护红军通信员，将自己的帽子换给对方，引开敌人后与敌搏斗，身负重伤后牺牲。
此后，大哥李中泮因反对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被错杀于通江。随后，二哥李中池在理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五妹李中珍和妹夫石映昌在过草地时遇难。
母亲王理诗带着年幼的李中柏、李中衡、李中秋跟着红军家属队伍往前走。她那年53岁，从小裹脚，两条腿肿得厉害，左小腹还长着一个毒疮。
老牌股票配资1936年5月，已任大金川独立第二师政委的李中权在西康省丹巴县东边耳见到了母亲。他后来回忆：“母亲面容极度憔悴，神情忧郁，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似乎累得已经不能开口了。”
这是母子最后一次见面。李中权把自己的战马、一袋干粮、一块银元留给母亲，含泪告别。
1936年7月，队伍走到炉霍县冬古喇嘛寺附近时，母亲再也支撑不住了。她对身边的孩子们说了最后一句话：“跟着红军走。”一家九口参加红军，长征途中五人牺牲。到达陕北时，只剩下李中权和他的四弟李中柏、五弟李中衡、小妹李中秋。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中权长期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历任过教员和第二分校大队政治委员等职。1942年，他调任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4年，冀东军分区发展为冀热辽军区，李中权出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他进入东北战场，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后任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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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至12月间，第九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军，他继续担任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1949年，他又带着第46军在湘南地区执行剿匪任务。
从冀东到东北，从辽沈战场到湘南山林，李中权与第46军的关系持续了近十年。官兵们都熟悉这位政委——打仗时沉着，说话时温和。这支他投入了全部心血的部队，后来却成了举报他的源头。
1951年，李中权调离第46军，出任空3军政治委员，准备赴朝学习空军的实战经验。
李中权调离之前，第46军内部已经出现一道裂痕。裂痕的另一端，是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张秀川原名张清湖，1919年生于河北深县，193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0年10月出任第46军政治部主任。
1951年，部队组织打靶考核。当时李中权正在军区参加学习，第46军的政治工作由张秀川主持。张秀川发现有一部分指战员在成绩不理想之后又补射了几发，便认定这是“全军锦标主义”，还下令在报纸上大篇幅进行批判，把问题上纲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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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权学习回来后看到了这些文章，当即制止了这种做法。他认为，打靶补射只是训练中的个别问题，应该批评教育，不该扣上“全军锦标主义”的帽子，更不该登报公开批判。
两个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张秀川没有服从军政委的决定，他越级把这件事上报给了军区。军区首长竟支持了张秀川的意见。一件训练中的个别现象，由此变成了两个人之间的深刻裂痕。
1951年，李中权到空3军上任。空3军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底子薄，营房不够住，训练器材也严重短缺。李中权急着抢时间把部队建设抓起来，便做了一个后来让他懊悔不已的决定。
他把原第46军的一笔经费直接带到了空3军，用来购买训练器材、修建营房。这些钱全部花在了公家的事务上，没有一分钱落进他自己的口袋。事后组织上也查明了，李中权确实没有中饱私囊。问题出在手续上：李中权没有按照规定办理借款手续，也没有走正规的账目流程。他对财务那一套程序并不熟悉，也不清楚事后该补办什么手续。
在战争年代，这种为了赶时间而不走程序的做法不算稀奇。可进入和平时期之后，财务制度一天比一天正规，这笔没有手续的经费调动就成了一个可以被人抓住的把柄。而这个把柄，很快就被第46军内部的有心人抓住了。
1952年，“三反”运动在全国铺开。运动的目标是“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一大批干部受到了冲击。就在这个当口，张秀川等人以第46军党委的名义，正式向上级举报了李中权，指控他“贪污、浪费”。举报材料称他在三年时间里涉嫌贪污和浪费的资金达到八千四百余万元——按后来的人民币币值折算，约合八千四百余元。
材料还抨击他搞“宗派主义政策”、生活腐化，里面甚至出现了建议开除他党籍的声音。
李中权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赶回第46军，想当面向老战友们解释这笔经费的来龙去脉。但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走完了“组织程序”的局面，他的解释并没有改变组织的既有决定。
在运动的大潮面前，他个人的申辩显得十分无力。举报者正是当年因“补靶”之争与他发生冲突的张秀川。
这到底是坚持原则在“打虎”，还是借着运动报私仇？答案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对李中权来说，老部下的这一击，让他百口莫辩。
从1952年起，李中权开始了漫长的申诉。经过反复调查，组织上最终查明他没有中饱私囊，那些钱确实都用在了空3军的建设上。但处分始终没有撤销——理由是手续上的疏漏仍然构成失职。
1952年全军评定级别时，李中权因为这个没有撤销的处分，被定为副军级，同时被降职为华北军区空军参谋长。按他的资历，1947年就已经是纵队政委，评一个准兵团级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
参加辽沈战役的东北野战军共有12个纵队政委，只有他一个人在1952年被评为副军级。跟他同期的梁必业、邱会作等人，都已经定为准兵团级。就是这一级之差，直接导致他在1955年授衔时与中将军衔擦肩而过。李中权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说，这件事让他“内心长期痛苦”。
1955年9月，李中权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同时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而举报他的张秀川，1952年9月参加抗美援朝，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6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后来升任代理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他也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之后回到国内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此后一路升迁。1962年6月，他调任海军政治部主任。1968年8月晋升为海军副政治委员，1969年4月又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张秀川在海军任职期间，与一些人结党营私，打击了不少老干部和忠诚的同志。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他跌入政治低谷，被停职审查。1982年，张秀川被正式开除党籍和军籍，离开了军队。
李中权在特殊时期再次受到冲击，被关押了八年。但他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晚年将毕生积蓄捐给了公益事业——2011年缴纳二十万元特殊党费，2013年向芦山地震灾区捐款十万元。
2014年8月4日，李中权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整人者得意一时，终究没有逃过历史的审判；被整的人衔位蒙尘，却用满门忠烈的赤诚赢得了身后的清名。
这场发生在第46军内部的举报事件吉林配资行业综合服务平台，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也映出了那个时代的复杂与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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